分析确定VISTA与VEGF-A蛋白是复发性卵巢癌不良生存的预后标志物

2025年10月19日

特定免疫肿瘤蛋白的高表达可能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为未来的试验设计提供参考。

图片来源：ESMO

此前，III期ANITA试验表明，对于晚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在铂类化疗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单抗，随后进行尼拉帕利维持治疗，与标准疗法相比并未改善无进展生存期。根据在2025年ESMO大会上的一项报告，通过多重细胞因子谱分析探索ANITA试验参与者的基线循环免疫肿瘤蛋白，已确定几种免疫和血管生成标志物为与较差结局相关的潜在预测性或预后性生物标志物。

多重蛋白分析能够利用少量血液样本，在高通量过程中同时评估大量循环蛋白。在该研究中，从332名患者处获取基线血浆样本，并使用ProcartaPlex™免疫测定法进行分析；这是一种可定制的检测方法，能够从6.3–50µL的样本中检测和定量多达80种蛋白靶标。

在与免疫调节、血管生成和炎症相关的74种蛋白中，单变量分析确定VISTA、CD31、uPAR和VEGF-A水平与较差的PFS和总生存期显著相关，LOX-1与较差的OS相关。在一个结合了蛋白和临床变量的多变量OS模型中，VISTA、CA125、VEGF-A和CD96仍然具有显著性，能够对OS进行风险分层，其中6个月时的预测能力最强。

与较差OS结局相关的临床变量包括BRCA状态、PD-L1状态、距上次铂类治疗的无治疗间期以及初始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最差的PFS和OS一致地与VISTA和VEGF-A的水平相关。在ANITA试验中，未发现蛋白表达与治疗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表明其具有预后价值而非预测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医院NHS信托基金会的Joo ErnAng博士解释说，VISTA和VEGF-A在本研究中成为与最差PFS和OS最相关的蛋白。“这些蛋白的高表达具有很强的负面预后意义，表明在规划临床试验时可用作分层因素。例如，VISTA和VEGF-A的表达可用于识别风险最高的患者，并可能在试验资格筛选方面发挥作用，”Ang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要将它们用于患者选择，例如，需要确定这些蛋白水平的截断值，并且由于结果是基于一项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还需要对数据进行额外的验证。”

VEGF此前已被确定为卵巢癌的不良预后生物标志物，而VEGF抑制剂（如贝伐珠单抗）在特定晚期疾病患者中与生存获益相关。“这项分析支持了这些观察结果，并表明VEGF信号和生物学的调节因子可以影响此背景下患者的结局，”Ang总结道。